在行政监督救济法方面，2021年修正的审计法比较成熟，需要通过微调的方式编入法典。
仅仅从宪法委员会的决定中得出将法律宪法化的结论，就等于混淆了起源的出现点和结束点。[66]然而，正如有学者批评，让宪法成为宪法规范，存在使宪法沦为一种单纯逻辑的风险，甚至更糟的是，沦为一种单纯的法律技术。
五、结语：适度留白抑或宪法反射？ 由上可知，宪法化的过程促使宪法规范进入部门法，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宪法的位移。关于公共行政，除了限制其自由裁量权、规定行为义务之外，还为直接适用宪法的行为提供了有效的依据，不需要普通立法者的干预。这类解释不是学理说明，而成为适用法律的指南，使公众了解部门法的立法目的和确切含义、以及如何适用才符合宪法。立法者对于法律的内容形成应该以宪法文本所蕴含的立法指示为依据，具体化或者至少是不抵触宪法。作为所有其他法律的共同法律，宪法将成为能够建立各种部门法的法律，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母法。
[11]然而，宪法化的概念本身是多义的。[77] （三）宪法委员会自我矛盾的定位 宪法化也引起了宪法法官和普通法官的身份认同问题。侵权人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后者是因考虑要求的纳入以及此项客观原则例外的主观化而获得证立，其要求相对严苛，只有邻人在具体个案中明确受到建筑行为侵害时才会适用。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行政法上第三人的权利保护研究（21BFX05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支持计划（20CXTD01）资助。之后出现的诸多学术文章都开始将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诉诸公法相邻权。但是，事实影响说的问题在于：首先，现代行政行为的效果无限扩散，诉诸事实影响已无法为法律所保护的权益划定范围。
在现代相邻关系下，这种影响又已从传统的对采光、通风、通行的影响，噪声、恶臭、辐射等不可量物的排放，渐次扩展至高楼倾倒、视线遮挡、隐私暴露，甚至于观景利益受损和建筑物的外观美感被破坏等。外部领域原则上不得进行建筑，唯有符合特许要件时才会被允许。
（三）完善建筑规划能否彻底化解邻人保护难题 同样受限于行政诉讼作为客观诉讼的基本定位，即使很多学者已意识到，此类诉讼的症结就在于将相邻权人的诉讼请求转化为许可的合法性监督，也再未聚焦讨论规划许可中邻人权利的实体法依据与界限，而是转而阐释作为利益分配机制的城市规划和技术标准，应在制定过程中尽可能地扩大和保障利害关系人参与，以此来确保规划或标准在确立时就已对邻人利益予以充分考虑。但是，这种概括性允许却在学理和实践中引发纷争。污染物的流动性和环境风险的复杂性使得侵害强度可能并不固定，由此也无法完全倚赖技术标准来判断侵害。就距离等技术性标准而言，其效果就像德国建筑法规范中的间距规定一样，完全可被作为普遍性的、原则性的保护规范。
劳芬认为，邻人存在公权利的证据在于程序规范，其目的是确保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必须顾及和权衡邻人利益。[22]主观公权利有其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一方所承受的负担，对另一方而言则是法律保护的增强。为满足行政活动所必需的透明性以及对行政裁量权的规制需要，技术性标准应成为行政机关在处理规划许可案时须遵守的规则。
在具体的规划许可诉讼中，从建筑法规范中会导出邻人对合规划建筑行为的容忍义务，但邻人基于私法规范又可向建筑物所有人主张不作为请求权。[39]这就说明，与考虑要求不同，区域维护请求权已不再对邻人受到的事实影响在显著性、个别性和范围可限性方面有所要求。
该案中，原告认为规划许可的建筑物虽然满足法定建筑间距标准，却影响了通风、采光、日照，并且遮挡了瘦西湖景观，要求法院撤销扬州市规划局的规划许可证。但是，这种只关注系争行为是否合法的客观审查模式，在现代行政诉讼中已暴露缺陷。
[32]如果说作为客观义务的考虑要求并非新创，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在本案中的突破就在于，其认为作为客观法的考虑要求，同样具有第三人保护的意旨，同样可被主观化为邻人的公权利。邻人公权利针对的是国家，是邻人向行政机关请求以防御其不动产使用因他人的建筑行为而受到影响的实体权利。我国既往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虽意识到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的权利基础并非私法相邻权，也省察到实体审理中合规即不侵权裁判思路的不妥，但对问题的解决始终未形成清晰的学理体系，也未形成明确的说理论证思路。Vgl. Matthias Schmidt-Preu ß, Kollidierende Privatinteressen im Verwaltungsrecht. Das Subjektive Öffentliche Recht im Multipolaren Verwaltungsrechtsverhältnis, Duncker Humblot,2. Aufl.,2005, S.9 ff. [25]参见王世杰：《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权利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第98页。上述三边法律关系叠合了私人间的水平关系与私人/行政机关间的垂直关系。也正因为将公法相邻权等同于邻人的程序参与权、听证权、异议权甚至是救济权，很多用公法相邻权来释解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基础的文章，都转向了探讨规划程序中邻人程序权的保障。
由此就形成了行政机关—建筑物所有人—邻人的三边法律关系。但是，学界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
（2）噪声、恶臭、固体废物、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光电辐射等不可量物侵害所影响的环境利益。上述内容虽主要源于德国法，但对重新审视中国的规划许可诉讼同样具有重要启发。
Vgl. Hansjochen Dürr, Nachbarschutz im öffentlichen Baurecht, KommJur 2005(6), S.207. [44]停车位置要求也被认为主要服务于公共利益。[5]跳出私权转入公权，是意识到了用私权来阐释邻人公法保护权利基础的问题，但这种思路借鉴了社会权中的共享权概念，因而也有同样的问题。
由于现代行政对空间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普遍介入，建筑物所有人想要实施建筑行为，必须获得行政机关的批准。上述问题其实在我国规划许可诉讼的审判中也有所反映。这一点可能符合现代国家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期待，也扩张了邻人保护的范围，却与宪法分配秩序相互龃龉，且造成此领域内判决可预测性和安定性的衰减。因此，将区域维护请求权的依据诉诸建筑规划，可说是同样充实了第三人保护的规范储备。
相比为数不多的明确的邻人保护条款，德国建筑法规范中绝大部分条文一般都只服务于公共利益。[36] 在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指出，既然该区域的建筑规划确定建筑物的类型为纯住宅区，在批准该区域内的建筑项目时就应考虑建筑物的整体风貌。
其二，对邻人的主观公权利予以考虑，并对建筑物所有人和邻人权利进行适宜分配的主观合法要件。建筑规划中有关建筑物类型的规定具有邻人保护效果，但对于建筑规模的确定是否具有同样效果，德国法上一直存有争议。
[9] 上述分析已触及规划许可诉讼的核心，即此类诉讼究竟是只需审查规划许可决定是否适法的客观诉讼，还是对邻人权益予以保护的主观诉讼。一、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探讨和核心问题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将相邻权人列为利害关系人，允许其对建筑许可等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由此来看，我国规划许可诉讼中常见的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思路表明，法院对于如何探究邻人公权利的处理还相对僵化，并未将视线巡梭至建筑规划法律法规中的其他规范，这也导致邻人保护问题被放在技术标准项下予以简单裁断。区域维护请求权 引言 规划许可诉讼已成为我国行政诉讼中的常见类型，有关此类诉讼的学理讨论也渐次增多。公法介入的目标并不仅限于对和谐邻里关系的塑造，还包含区域统筹、土地处置、环境保护、居住公平等，这些功能又都可被归于空间公共利益的规整。例如，德国法上的邻人保护观念和规则大多都由判例塑成，这使其虽然具有相当的弹性和开放性，却也产生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摇摆。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这些标准中最直观的是距离。
它几乎无力回应三边或多边法律关系下当事人权利冲突的分配难题。正如德国法承认建筑规划中有关建筑物类型的确定具有邻人保护意旨，与规划相关联的技术性标准亦可被视为邻人保护规范。
私法学理认为，符合强制性标准并不能豁免侵权责任的原因在于，强制性标准往往是处于标准化体系低端的基本标准、最低标准，并不包含对侵权问题的体系化思考，既不与侵权责任注意义务间存在当然对应关系，也不能承载私法上的全部权利保护需求。对与规划确定内容不一致的建筑项目许可，邻人原则上就拥有防御请求权，因为该许可已扰乱了邻人间交互的交换关系，并使建筑区域出现异化。
